很多人认定中国文明落后，并费尽心机寻找原因。人们最常提及的理由是，中国文明是内陆文明、农业文明。这两者紧密相关。曾经有部风靡一时的电视片说，中国文明兴起于西北，是农业文明，是立足于黄土的黄色文明。西方文明则是立足于海洋的蓝色文明、商业文明。中国文明之所以落后，就是因为局促于内陆，西方之所以有科学、民主，就是因为西方是海洋、商业文明。
然而，中国可不是什么内陆文明。相反，中国是一个以内陆为本而面向海洋的国家，海洋始终是中国文明演进背后的重要力量。
华夏共同体最早发源于晋南，这里当然是典型的黄土地带，也是内陆文明。然而，自觉的华夏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诞生之初，就与遥远的海洋发生直接关系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，帝尧建立天道信仰，并“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”，也即制定历法。这可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和文化意义的工作。为此，帝尧命人观测天象，“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旸谷，寅宾出日”。这个旸谷应当就在胶东半岛某个海滨之地，观测官每天在此恭敬地观测日出时间。
随后，中国文明就深深卷入海洋。中国第一个较为稳固地政治体是夏，由帝禹建立。帝舜时代，圣贤成群，为什么是帝禹建立夏？因为，帝禹承担了治水的工作。内陆积聚的大水通过河道被导入海中。在与海洋接触中，促进了中国人自觉而共同的政治生活。
中国最早打交道的海洋是渤海。冀州可是早期中国的中心地区。商人占卜的龟甲来自大海。到周代，齐国人则充分开发海洋资源。周武王封建功臣，封吕尚于齐营丘，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说：“太公至国，修政：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。而人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。”鱼盐之利来自大海。正是凭借着大海赐予的鱼盐之利，齐国成为西周的大国。
接下来，滨海各国给中国文化提供了新鲜元素。
春秋末期，孔子创立私学。孔子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鲁、齐、卫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国思想早期的丰富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在西方，而在东方。即便不在海滨，也在距海滨不远的地方。实际上，鲁国人对海洋也是有所认识的。《国语·鲁语》记载：
海鸟曰“爰居”，止于路东门之外三日，臧文仲使国人祭之。
海鸟飞到鲁之国，臧文仲想祭祀之，展禽则表示反对，他最后说，“今兹海其有灾乎？夫广川之鸟兽，恒知避其灾也。”《国语》随后记载：“是岁也，海多大风，冬暖”。由此可见，鲁人对于海洋也有相当了解。
孔子自然也不例外。《论语·公冶长篇》记载，面对天下之无道，孔子相当失望，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从我者其由与？”子路闻之喜。孔子相信，海上有国，也许更有利于行道。子夏也曾转述孔子的话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，孔子以及古人以“四海之内”作为天下的代称，可见，海洋在古人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孔子之后，私家学术兴起。当时的学术流派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，比如，鲁学得孔子正宗，最为严谨。三晋之学受晋国传统影响，较为功利，因而出了法家。滨海的齐、燕则自成体系。尤其是齐国，学术气氛最为自由，稷下学宫吸引了天下最有思想的人。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人邹衍。他提出了大九州观念，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其观念概述如下：
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，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国名曰“赤县神州”，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，乃所谓九州也。
今人说中国是“赤县神州”，这个词是邹衍创造的。邹衍正是齐人，他说，大地上其实有共八十一州，分割各州的正是大海。大海显然比陆地大得多。这样的认识，只有海滨之士能有。而这也变成后来中国人关于世界的一个基本认知。司马迁还说，邹衍的著作“先列中国名山大川，通谷禽兽，水土所殖，物类所珍，因而推之及海外，人之所不能睹。”邹衍确实见到了海中很多动植物，完全不同于陆上动植物。
另可注意者，燕人、齐人最早形成神仙观念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，战国时代，齐威王、宣王、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，其傅在勃海中，去人不远；患且至，则船风引而去。盖尝有至者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。及至秦始皇并天下，至海上，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。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，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。船交海中，皆以风为解，曰未能至，望见之焉。其明年，始皇复游海上，至琅玡，过恒山，从上党归。根据这段记载，秦始皇后来的巡游，始终绕着大海转悠。
还有一点，黄老之学形成于齐国，汉初，曹参担任齐相，将此学带入京城，从而成为汉初主流治国理念。
最后一点，道教也兴起、传播于齐、淮海滨。道教与上面所说的神仙观、黄老之学密切相关。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称：汉顺帝时，滨海之琅玡人宫崇到洛阳，献其师于吉所得神书给皇家，名曰《太平清领书》。这是原始道教的重要经典。以道教发动叛乱的张角，即主要活动于冀州、青州，也即燕、齐海滨之地。
你看，在中国文明的前半段，海洋可一点都不遥远。中国文明扎根于黄土，而向海洋开放。海风从东方吹拂着华夏大地，海的气息渗透在中国文明肌体内。这恐怕就是中国文明具有深厚而悠久之生命力的根源。（姚中秋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）
